于庆玉在 1985年12月2号云南边境的出击战斗中英勇牺牲，军事本事强，战斗作风特别英勇顽强，消灭了不少敌人，被追记了一等功。“于庆玉是咱们连队数得着的一等功臣，在这平阴县大概是独一份的一等功臣。” 接着，他又说起了烈士家里的状况。于庆玉的父亲几年前走了，母亲都 80 岁了，身体不好，小病老是有。
庆玉牺牲以后，县里依照政策给他二哥在县面粉厂安排了个活儿，可效益不行撑不下去，家里条件比较差。等我们到了于庆玉的家，推开那两扇简简单单的木板门，一种亲切的感觉立马涌了过来。烈属们对这位“庆玉的老连长”亲得不行，尤其是老妈妈，我们还没坐安稳呢，她就跟孙兆群上校聊开了。老妈妈说话特直爽，突然就问：“我让你给打听的那个事儿，你打听了没有啊？”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孙兆群上校也愣了一下，问：“啥事儿？” 老妈妈着急地说：“把你小弟庆玉骨灰放到烈士陵园的事儿呀！”
孙兆群上校怔了一下，接着大声跟老妈妈说：“我已经跟县里、镇上负责民政的同志说了好多回了，他们都说了尽快办好。地方领导还能骗我？再说，这事儿对民政部门也不是啥大难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庆玉还在火化场放着呢，他们忽悠你哩？” 老妈妈打断了孙兆群上校的话。“不光是你，我还让他哥去找过好几次，没用。他姐在湖南，也专门回来去问民政局，人家说，让她写个报告还要调查研究哩，报告写了，也不管用。”
孙兆群
老妈妈越说越生气，“还调查个啥？难道庆玉这个烈士是假的？你打过仗，你身上留的那疤是假的？要是俺庆玉是个假烈士，他民政局为啥还给我发证？烈属证、立功证不都是民政局发的？还能给咱发假证？不会忽悠咱的。就是他们在忽悠人。” 老妈妈已经满眼是泪，“我都八十啦，还能活几天呀？庆玉骨灰安放不好，让他一个人在火葬场…… 我死了咋能闭得上眼啊？”孙兆群上校不知道说啥好，他一直以为庆玉的事儿应该早就办好了，那些民政部门的领导答应得可好了。
但因为工作太忙，他确实还没顾上去烈士陵园核实。想了想，他安慰老妈妈说：“肯定不会忽悠您，人民政府也不会忽悠您，庆玉的事儿可能早就办好了，可能是民政部门忙，他们还没跟您讲。您老人家又去不了，不晓得到底是啥情况。这样，我现在先去火化场瞅瞅，给您个准信儿再说。”
面对这位头发都白了、两只手抖抖的、又生气又难过的老妈妈，我心里一下子涌起了很强的责任感。咱们得赶紧弄明白这事儿的真相，给烈士找个合适的地方安息。孙兆群上校跟当地政府打交道挺有经验，他把镇武装部长找来一起吃午饭，多了解了解情况，省得冒冒失失行动。吃饭的时候，孙兆群上校仔细讲起于庆玉的骨灰安放的事儿。
打完仗以后，部队统一把烈士骨灰交给各地民政部门安葬。1986 年，平阴县给于庆玉烈士办了个很隆重的追悼会，后来烈士的骨灰盒就放在该县殡仪馆骨灰堂了，也不知道是啥原因，一直没按照国家规定在烈士陵园下葬，到现在都十六年了……这十几年里，孙兆群上校好几次跟平阴县孝直镇民政部门说这情况。
1987 年 3 月，他去平阴县孝直镇民政所，要求把于庆玉烈士的骨灰安放问题解决好。所领导说：“请部队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您下次来检查就行。”1987 年 “八一” 前夕，山东省举行拥政爱民表彰大会，孙兆群上校专门去拜访了参加会议的平阴县民政局长，又一次要求赶紧把于庆玉烈士的骨灰安置问题处理好。局长说：回到平阴县就马上管这事儿，尽快安放好，请部队领导放心。
1999 年 4 月，孙兆群上校从济南去泰安开会，专门绕路去了平阴县孝直镇，第三次向民政所的同志提这个要求，得到的回答是：请部队领导放心走，我们一定给上级汇报，把这问题解决好。对于当地当官的一次又一次说得挺响亮的保证承诺，孙兆群上校没理由不信。
当天中午，武装部长说他刚上任不久，对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太清楚，不过马上表示：只要上面有指示，他愿意做具体的落实工作。酒喝了一半，孝直镇镇长从另一桌过来给孙兆群上校他们敬酒，陪着坐了会儿。这位镇长调到这儿没多久，对于庆玉烈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不太相信。也是啊，把一等功臣、革命烈士安葬在烈士陵园，本来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为啥一直没落实呢？确实让人想不通、觉得奇怪。
镇长很干脆地说：尽快找时间去查查于庆玉烈士的骨灰到底在哪儿，要是真像老人家说的那样，他肯定负责把这事儿办好。听镇长说话感觉他是个爽快人，我这人嘴快，顺便跟他说了烈士老父亲的情况——当时都七十多岁、又穷又病的老汉是喝农药自杀走的。也许是觉得说出去不好听，也许是怕给别人添太多麻烦，老妈妈从来没跟孙兆群上校提过老伴是咋死的。具体情况是孙兆群上校从邻居、村民那儿打听来的。老汉年纪大了，不小心摔断了腿，只能躺在床上让人照顾。
为了不拖累家人，老汉让不懂事的小孙子拿来自己种花剩下的农药，一口气喝下去了……老妈妈说，老伴以前总念叨：“庆玉打仗立了大功，成了烈士是咱全家的光荣，可他那骨灰咋就没进烈士陵园呢？还放在火化场？村里的人都议论呢，难道说咱庆玉死得还有啥问题？”
我听了这些心里特别不好受，想跟镇长说一说，希望能让烈属多得到点关心、多得到点照顾。客观来讲，造成这悲剧的原因可能有好多方面：既有家庭矛盾，也跟老人心理脆弱有关系，仔细想想，当地的优抚工作做得不细致、不到位不能不说也是个重要原因。谁知道，这位镇长没等我把事情详细说完，一听到“自杀”这两个字就很粗暴地打断，“自杀这种事儿在农村多了去了，那我们哪能都管得了？
要自杀啥原因都有，啥想法都有，他自己想不开别人能有啥办法？还能派人天天看着他？”镇长这番话就像一盆冷水，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我忍不住跟他争了两句，差点闹得大家不高兴。看来，对这位镇长也不能抱太大指望了，吃完饭，我们决定马上就去烈士陵园实地调查，掌握最真实的情况。
我们到了平阴县烈士陵园，这儿跟该县的火化场靠得很近，都在县政府机关往南大概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包的西北坡。在殡仪馆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平房里，放着 300 多个骨灰盒，孙兆群上校和我一个一个仔细地看。找到第十三号柜的时候，孙兆群上校叹了口气：“兄弟，我来看你了。” 说完，眼泪哗哗地流。汉白玉的骨灰盒，这是部队统一做的，孙兆群上校太熟悉了。
我走上前，一行很显眼的毛笔字就看到了：“于庆玉烈士”。旁边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个看起来很朴实的年轻人。孙兆群上校给牺牲的战友敬了一根“红塔山”，淡淡的烟飘着，也挡不住当年敢死队长脸色铁青。他使劲压着心里的火气，找工作人员问情况。一个戴眼镜的小师傅说，知道骨灰堂里有一位烈士，但是没听说要进陵园，这都得领导说了算。
“他家一直没交钱，我们这儿也是做生意的地方，别人每年收 30 元，他是烈士，嗯，算是照顾了……”孙兆群上校打通了平阴县民政局的电话，非要问个清楚。互相说了身份后，对方说自己“姓胡，古月胡，是值班的。”孙兆群上校：“请问胡师傅，于庆玉同志是一等功臣，是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他的骨灰应该放到烈士陵园。这事儿我本人还有他亲属多次跟咱们民政部门反映过，为啥烈士的遗骨到现在还在骨灰堂呢？这事儿你清楚不？啥？说不清楚？那麻烦你找个能说清楚这事儿的领导来接电话行不？局长能来一下更好，我就在现场等着。”
“你等着，我去跟领导汇报。” 对方把电话挂了。孙兆群上校跟民政部门打电话的时候，我向周围的群众打听，火化场和烈士陵园这两个单位都是民政局管的，烈士骨灰的安放问题根本不用牵扯别的部门。我又去烈士陵园瞅瞅，是不是“没地方了”所以没有于庆玉烈士的“位置”了？陵园里松柏稀稀拉拉的、杂草到处都是，经常有装满石料的卡车从旁边过，不远处的采石场响个不停。陵园里葬着九名烈士，空地上长满了野草。在烈士陵园和火化场中间的“安息园”公墓，正在以每块 5000 - 8000 元的价格卖墓地。
火葬场的工人师傅还跟我们说，接电话的“胡师傅”就是管他们的常务局长。过了十分钟，孙兆群上校又打电话过去：“胡局长吗？我就是刚才跟你通话的孙兆群。啥？局长们去检查工作啦？你不就是局长吗？请你来火化场一趟，我等你过来解决问题，问题不解决我不走！”
可得到的回答是：“我不去。我现在没车，有事你到局里来说！” 紧接着就是对方猛地挂电话的声音。民政局这态度这么差这么蛮横，让我又吃惊又生气。
而听到消息赶来的于庆玉烈士的二哥却说他早就见得多了、习惯了。他举了个例子，“我父亲趁家里人没注意喝了药，我们一发现赶紧往医院送，可没救过来。在医院办丧事不合适，我们这儿的风俗是一定要从家里走。我想到民政局要辆车，他好歹也是烈士的父亲呀，我们村里人更讲究面子好看，结果没要到，最后是我推着平板车送父亲上路，先从医院拉回家，又从家里拉到这儿火化……”
孙兆群上校问：“你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村里、镇里、县里有领导去看过吗？”“没有，就是他办丧事的时候村里干部来看了一下。一个小村子，谁家有结婚、死人的事儿都要去看看的。”碰上这么个不负责任的民政局，再指望它就是傻了。孙兆群上校他们开车去平阴县县委。路上，那个胡局长让武装部长打记者的手机传话“这事儿我们民政局管不了，要找就找市里反映去。”
县委办公室的孔副主任接待了孙兆群上校和我。孙兆群上校先拿出人大代表证，要求见县委主要领导。据这位副主任说：有的县领导出差没回来，有的开会没回来，先由他记录再汇报。孙兆群上校真是不嫌麻烦，又把这事儿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还很生气地建议，“这个光吃饭不替群众办事的民政局就该被查！”孔副主任表示：“一定如实汇报，一定解决好。”
然而，事后又过去一个多月了，不管是镇上还是县里，那好几个有孙兆群上校和我详细联系方式的各级领导干部，又一次没消息了。不知道他们要骗人到啥时候，不知道烈士啥时候才能安息？孙兆群上校和我就等着看。在等着的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我老是想起那个头发都白了的老妈妈，她又生气又难过的眼神和说的那些话，好像一直在我耳朵边上响着。
我也想起了于庆玉烈士，那个看起来很朴实的年轻人，他为了国家和人民把命都献出去了，可死后十六年都没得到该有的安息。我心里清楚，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作为一名记者，我有责任把这事儿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烈士家属的难处，催着相关部门赶紧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和孙兆群上校把我们经历的这些事儿整理成文章，交给了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领导特别重视，马上决定把这事儿发内参。内参经过省领导批示转到山东省民政厅，要求督办这事儿。
终于，在 2002 年 1 月 25 号，山东省平阴县民政局的陈士尉副局长带着五个人到国防大学找孙兆群上校说这事儿：“于庆玉烈士的骨灰现在已经放进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了。2001 年 12 月 29 号举行的仪式，当时，县六大班子领导给烈士亲属发了进谒证明……”听到这个消息，我可高兴了。经过孙兆群上校和各方面的努力，功臣总算魂归英雄山了，虽然晚了整整 16 年。但这事儿也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应该更重视烈士家属的权益，让他们感觉到国家和人民的关心。
同时，对那些不干活的部门和干部，应该严肃地问问他们的责任，保证类似的事儿不再发生。在这个过程里，我看到了孙兆群上校的坚持和负责，也感受到了人性的好和力量。他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啥是真正的战友感情，啥是对烈士的尊重和敬仰。
我相信，于庆玉烈士在英雄山烈士陵园里，一定能安息得更安稳。而我们，也会接着关注烈士家属的生活，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忙和支持。这事儿虽然过去了，但会一直记在我心里。它让我明白，作为一名记者，我们不光要记录历史，更要为了公平正义说话，为那些需要帮忙的人到处跑到处喊。同时，它也让我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和希望，只要咱们每个人都能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了美好的未来努力，咱们的国家肯定会更兴旺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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