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们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滑稽,她们停止了歌唱。一时间,现场的气氛竟变得无比尴尬起来。一股呛人的硝烟味扑鼻而来,似乎在提醒聂耳和现场的所有人:这里是战场。
聂耳想带女演员们慰问为国战斗的英雄们,结果,慰问者们全成了“不知亡国恨的歌女”。这样的结果,让聂耳痛心疾首,他无法掩饰自己对歌舞班的失望。继而,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也产生了怀疑。
当晚,聂耳一整晚没有入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倾心的歌舞事业,已经被他所敬慕的人们抛弃了。“哼,国难当头,也只有那些不知亡国恨的富有商人,才整日听得了这些歌声。”天快亮时,聂耳睁圆了眼,自言自语道。
曾经被聂耳视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对他没有丝毫吸引力了:他的整个世界开始动摇了。
“音乐、艺术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吗?不,应该有真正激动人心的音乐,可是它们在哪里?该是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呢?”早起穿衣时,聂耳的脑子里依旧在苦思。
聂耳带着心里的疑惑走到了异常冷清的大街上,昔日热闹的上海街头,如今完全是一片恐慌气象: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到处是搬家的汽车,逃难的人流,还有燃烧着的被炸弹摧毁的房屋。
一股无以名状的愤怒从他的心底升腾起来,他恨透了日本人,恨透了帝国主义。聂耳比任何时候都确信: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参与抗日,不管用什么方式。
想到“抗日”,聂耳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刚刚认识不久的剧作家田汉,说来,自己进入现在的歌舞社,还是他做的介绍。“对,去找他!对!”聂耳眼前一亮,他确定这个大自己14岁,且一直给自己帮助的人,能解开他的疑惑。
聂耳与田汉(右)
相比还未出名的聂耳,此时的田汉已经声名远扬。相比纯粹的艺术家,田汉不那么“纯粹”,因为:他 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艺术,也总是与政治相结合。
就在认识聂耳的前一年,即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 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还在当年干了另一件大事:创办左翼戏剧家联盟。
聂耳也在田汉的介绍下,加入了 左翼剧联及其剧评小组,参加了很多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聂耳不知不觉走上了用艺术革命的道路,只是,他自己并未觉察到。
“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广大人民所接受的呢?”找到田汉后,聂耳没有寒暄直接发问了。田汉看着聂耳,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第一次见到聂耳,并听他拉琴后,田汉就确定他是天才,可他毕竟年轻,很多环节都未打通。今天他的这一问,倒是让田汉觉得他有些“通了”。可他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他也无法回答,他想了很久后道:
“你先要去广大人民那里!”
“你先要去广大人民那里!”
田汉的这句话深深震颤了聂耳,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出口。这句话实际不仅是解答,而且也是方法。
在这之后不久,变得更加激进的聂耳,因频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而被歌舞社开除,再度失业后,他索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上。
聂耳(左二)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此时的聂耳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身体很一般,因为经常住院,他借了不少外债。可因为已经开始寻找真正的创作的缘故,他心里非常沉静,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记开头一句,他写道:
“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
聂耳用将来时态,写出了自己对事业和个人前途的自信。的确,当一个人知道了方法时,他一定会是乐观且自信的。
果然,聂耳写下这页日记后不久,就有几家影业公司前来聘请他。最终,他接受友人的约请,决定前往南昌“中央怒潮剧社”管弦乐队,那里给他提供了优厚待遇。
然而,他很快得知:这家乐队是蒋介石为指挥对苏区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而设立的下属机构。“外敌当前,去搞什么‘安内’?”聂耳想都没想,立即取消了行程。
聂耳想得很清楚:没工作正好,可以安心写东西、搞创作。
聂耳(左)与友人
蛰伏多月后,聂耳在上海左翼文艺组织的帮助下,正式进入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在这里,他主要协助任光、安娥担任抄谱、作曲等工作。聂耳的工作搭档安娥,正是后来田汉的夫人。
已经彻底被改变的聂耳利用自己的工作,销售进步音乐唱片,以扩大左翼文艺的社会影响。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这个乐队,是聂耳在对我国民乐演奏进行改革性的试验和探索。
聂耳成为了一名彻彻底底的革命者,他的创作也开始发生巨变。
为田汉编剧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时,他经常跑到上海的码头去观察、体验码头工人的劳动生活。他不仅和他们一起谈心,还和他们一起劳动。工人劳作时哼着的号子,他也经常哼唱。
也是在此间,聂耳深切体会到了田汉说的那句“到广大人民那里去”,他看着码头工人一边喊着“哎咿哟嗬”的号子,一边汗流浃背地背着大麻包,扛着木箱子艰难地前行,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震动。而他曾经在云丰申庄做苦力的经历,也全部被激活了。他曾感叹道:
“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一个群众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聂耳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码头感受的工人呼喊声,融汇到了新创作的歌曲里,终于谱出了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心声的《码头工人》《打砖歌》《打桩歌》和《苦力歌》4首插曲。
《扬子江暴风雨》演出时,聂耳还成功扮演了剧中男主角“打砖工人老王”。舞台下的观众,已经无法区分:舞台上的,究竟是聂耳,还是打砖工人老王了。
聂耳在拉琴
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主题曲《新女性》时,聂耳深入女工家里走访,了解她们生活的艰辛,探知她们心里的苦恼和希求。就连她们上班要走的路,他也要跟着走。
在聂耳的努力下,他成功创作了《奴隶的起来》和《新的女性》等6首相对独立的歌曲组成的《新女性》组歌。
组歌叙述了她们天天不见太阳,一天12小时守着机器当牛做马的生活,也将她们不甘做万代奴仆的心声表达出来了。
聂耳创作的《新女性》组歌出来后,无数新女性拉着他的手热泪盈眶地感叹:“你把我们的心里话,都谱出来了。”
也正是因为聂耳在创作上的出色表现,田汉与夏衍编剧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筹拍时,聂耳再次得到了创作主题曲的任务。
聂耳
提及他得到这个任务的具体,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1935年初,即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就来抓捕他了。仓促间,他在一张 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被抓进监狱时,他甚至不确定这张小纸条能否被发现。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后,很幸运地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香烟衬纸上写着的,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聂耳听说此事后,主动找到夏衍并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夏衍看向聂耳时,他满脸都是激愤。
田汉被抓的事刺激了聂耳,田汉写在香烟衬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让他热血沸腾: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当晚,聂耳回到住所时,整个人就完全进入了创作状态。回到住所时准备谱曲时,他的脑子里便开始浮现出这些片段:
“街头报童的凄凉吆喝、码头工人雄浑的劳动号子、女工们求解放的高唱、母亲忧伤慈爱的眼神、受难者的呼喊、长城朔风的怒吼、在嘹亮军号声中冒着炮火冲锋的战士,以及日本飞机轰炸的巨响……”
“街头报童的凄凉吆喝、码头工人雄浑的劳动号子、女工们求解放的高唱、母亲忧伤慈爱的眼神、受难者的呼喊、长城朔风的怒吼、在嘹亮军号声中冒着炮火冲锋的战士,以及日本飞机轰炸的巨响……”
有一股喷薄欲出的火焰,在他的胸中,将他冲击得无法入睡、无法静坐。第一晚,他一会坐到钢琴边猛烈地弹奏,一会在屋子里快速踱步,一会又趴在桌子上一边画一边打拍子。聂耳闹出的动静实在太大,他那住在楼下的房东感觉头顶地动山摇。她慌慌张张跑上去,敲开门一看,聂耳正趴在桌上画‘豆芽菜’玩儿!
房东太太认为的“画豆芽菜”,实际是聂耳趴在桌上用五线谱作曲,她不懂五线谱,更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租客是位大作曲家,她气得直骂道:
“平日里你整天弹琴唱歌,我忍忍也就罢了。现在倒好,这么大的人不干正经事,画起豆芽菜来了!要画你就安安静静地画,偏偏要折腾得天翻地覆,深更半夜的,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
“平日里你整天弹琴唱歌,我忍忍也就罢了。现在倒好,这么大的人不干正经事,画起豆芽菜来了!要画你就安安静静地画,偏偏要折腾得天翻地覆,深更半夜的,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
聂耳的创作是不能被打断的,他当然没有时间和房东太太解释。每次房东太太上来数落他,他都恭恭敬敬地道歉。
聂耳的住所
可还未等到房东太太下楼,聂耳的创作激情又像潮水般奔腾欲出,他于是又飞速趴在桌上,拼命画着,嘴里还不住地念着,他的笔几乎跟不上他那澎湃的激情。
房东太太气愤地发现,第二晚,她的租客依旧是这般疯狂,她气得再次敲开他的门,并破口大骂。而聂耳依旧和上次一样:恭敬道歉,送客,然后回到桌上继续疯狂创作。
天亮后,聂耳砰砰砰敲开了导演许幸之的房门,一进门他就兴奋地举起手中的乐谱喊道:
“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啦!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
“好极了!”导演非常高兴:“你能不能试唱一下?”正有此意的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桌上打着节拍大声地唱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聂耳试唱时,深受感染的许幸之完全沉浸在了歌声里,几乎完全忘了自己此刻身在何方。聂耳停下来很久后,他才从激荡中回过神来。
“整个曲子谱得都很好!”许幸之称赞道。那个清晨,两人都激动不已,他们俩在对该曲进行了细微修改后,不约而同地高唱起来。
两人进行的细微修改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商议后,将末尾的一句改为了: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3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煞尾,把那迈着坚定、勇敢的步伐挺身前行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
《义勇军进行曲》曲谱
“完美了,完美了!”合唱完后,聂耳激动地拍着桌子道。他将房东太太与他的冲突告诉了许幸之,许幸之听后打趣道:“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院去,就算便宜你了。”
聂耳也半开玩笑说:“我以后都不敢在家里弹琴了。”许幸之笑着安慰他:“你啊,应该把这首曲子唱给她听,她一高兴,就什么都好了。”
那日,从许幸之的住所出来后的聂耳依旧处于亢奋中,他在大街上不断地哼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他恨不得街上的人都和他一起哼唱这首曲子。他已确信:它能成为激荡起无数国人的战歌。
当时的聂耳怎么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亿万中国人,将怀着与他一样的豪情、一样的壮志,一起慷慨高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5月1日,《中华日报》发表了这首歌。5月24日,随着《风云儿女》的首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即传遍了全国,成为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歌。
聂耳终于安心了:他创作出广大人民接受的曲子了,而这曲子,也一定会是他崇敬的抗日战士们所接受的。
《义勇军进行曲》红遍全国前,聂耳就为了躲避国民政府的追捕,离开了上海。他于4月15日离沪,他原计划是从日本借道,赴欧洲和苏联考察、学习。
显然,已经找到艺术救国之法的聂耳,对于前路,满怀信心。
抵达日本后,聂耳住进了日本友人家中。期间,几个年轻人几乎每天都去鹄沼海滨游泳。7月16日,是聂耳第一个“三月计划”完成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三月计划’。”
“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三月计划’。”
1935年4月,聂耳(左一)与友人们
就在聂耳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第二个“三月计划”时,不幸发生了——
7月1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聂耳照例约了友人们一同到海边游泳。那天风急浪高,可年轻气盛的聂耳却丝毫未把风浪放在眼里。大浪涌来时的突然巨响和聂耳欢快的笑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被这笑声感染,并未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
直到凝结成大块的海水石头般地砸向人们时,他们才在退向岸边后,发现人群里已经没有了聂耳的身影。一时间,海潮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然而,不管人们怎样呼喊,都再也不能见到那个对着大海勇敢大笑的青年了。
第二天清晨,日本渔民在附近海边发现了聂耳的遗体。这些渔民说:
“穿着游泳衣的青年,那白色的脸上带着笑容。”
“穿着游泳衣的青年,那白色的脸上带着笑容。”
也只有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才能微笑着面对残忍的死神!意外辞世这年,聂耳年仅23岁。
噩耗传来后,全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哀悼。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各种报刊的头版头条,都在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
8月16日,即聂耳去世的第30天,上海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无数民众自发前来参加了悼念活动。人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追思着这位伟大的音乐天才。
郭沫若为聂耳写悼亡诗道:
“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远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斗着明天,作为你的音乐报酬!”
“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远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斗着明天,作为你的音乐报酬!”
8月底,聂耳的骨灰和遗物,在同乡好友张鹤、郑子平的护送下,回到了上海。第二年,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将其骨灰和遗物迎回了故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昆明西郊面对滇池的西山森林公园碧鸡山旁边。
聂耳墓地
聂耳后来的墓志铭,依旧出自郭沫若之首,其中几句是这样的写的:
“聂耳同志,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聂耳同志,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诚如郭沫若在聂耳墓志铭所写的那般:“聂耳巍巍然,已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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