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历程
（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式国号仍为法兰西共和国，因是法国第三个共和政府而得名，在1870年至1940年作为法国的正统政府。共和国采用议会民主模式并在1870年9月4日成立，共和国在第二帝国因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倒台，和巴黎公社被成功镇压后而建立，一直到1940年因为纳粹德国入侵而垮台。第三共和国虽然从未被认为能长期执政，但意外地是法国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国政权，赢得法国人对共和政体的支持。1852年拿破仑三世跟随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的脚步成为法国皇帝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由于德国的崛起改变欧洲的势力平衡让第二帝国只维持18年。普鲁士总理俾斯麦带领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地区的领导者。为了激起德意志地区的民族情绪而成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俾斯麦借由埃姆斯密电事件使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于引发1870年普法战争。1870年9月色当会战后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1870年9月4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第二帝国，宣布建立共和国，史称第三共和国。新政权开始时由资产阶级共和派与保皇派联合组成国防政府，拿破仑三世政权倒台后大部分的法国人和占大多数的国民议会倾向实行君主立宪制，因而出现两派王位继承者。正统派倾向支持查理十世的后裔亨利（别名亨利五世），而奥尔良派则支持路易·菲利普的后裔路易·菲利普二世。
（二）187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达成共识，由亨利就任国王而路易·菲利普为其继承人。亨利本身并不想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倾向效法其祖父查理十世实行的半君主专制，甚至他拒绝采用象征法国大革命及七月革命的三色旗来代表法国。在想恢复君主立宪的同时法国人却不想放弃三色旗，而后较倾向自由思想的路易·菲利普继位。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停战协定，2月选出由保皇党人占绝大多数的国民议会，L.-A.梯也尔被选为政府首脑且后任总统。他与德国正式签订《法兰克福条约》，并联合德国镇压了巴黎公社（1871.3.18~1871.5.28）。梯也尔力图建立保守共和国，但遭保皇派与共和派的反对。1873年5月梯也尔被迫辞职，极端保皇派人M.-E.-P.-M.de麦克马洪当选总统，右翼势力继续加强，建立合乎天主教规范的“道德秩序”。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加紧勾结图谋恢复帝制，以L.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为确立共和制进行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国民议会最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1875年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共和制。在1876年众议院选举和1879年1月参议院选举中共和派取得稳定多数，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甘必大迫使麦克马洪辞职，共和派F.-P.-J.格雷维当选总统，终于确立共和派的共和国。
（三）共和派分为温和与激进两派，从格雷维当选总统到19世纪末为温和派执政时期。他们进行一系列改革，实行世俗的义务免费教育，宣布新闻自由与组织工会自由以及大赦巴黎公社人员等，在此时期法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1879年成立的法国工人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法国工人运动，逐渐发展为较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普法战争后法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工业产量居世界第4位，但金融资本的增长迅速。19世纪80年代法国继续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在非洲、印度支那等地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土地和资源，到1899年法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2殖民帝国。80～90年代法国相继出现布朗热事件、巴拿马丑闻和德雷福斯案件，温和派威信扫地而被迫下野。1899～1914年为激进派执政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迅速发展，金融资本高度集中。1914年前法国资本输出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2位，其资本输出主要采取高利贷形式，列宁称之为高利贷帝国主义。高利贷帝国主义是指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主要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法国的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20世纪初法国的蒸汽功率增加四倍，生铁产量增加两倍，钢产量增加三倍，汽车产量占世界第二位，飞机工业也发展起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垄断组织也发展起来，到20世纪初法国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一时期就法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看是比较缓慢的，被美国和德国远远超过，其经济地位从世界的第二位下降到世界的第四位。从历史上看法国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导致农业经营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这阻碍农业机器和新农艺的推广应用，农业的落后又使得国内市场狭窄，限制工业的发展。法国小企业的大量存在限制工业新装备和新技术的采用，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看普法战争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在资金和资源上妨碍法国经济的发展。
（四）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法国经济还表现出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其金融资本发展迅速，而工业资本相对较弱。也就是说垄断资本家还把大量资本投在信贷领域，而不是投在生产领域，投资国外又远远多于投资国内。多半是借贷资本，而不是对工业的投资。1892年法国出售的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达770亿法郎，而投入工商业的资本只有66亿法郎。其1890年对外投资为200亿法郎，1906-1910年法国对外贷款达于顶峰，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5%，到了1914年对外投资总额约600亿法郎。法国投资的60%以上集中在欧洲国家，最多的是俄国（113亿法郎），其次是土耳其、奥匈帝国、西班牙和比利时，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但是法国的资本输出与英国不同，法国的资本输出极大部分是借贷资本的公债（给外国政府的财政贷款），而不是像英国那样是生产性的投资。这种非生产性的高利贷性质的资本输出使法国每年收获巨额利息，法国成为欧洲的高利贷者，因此它被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大量输出借贷资本带来的巨额利息收入加强法国的腐朽寄生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食利者阶层达200万人之多，连同他们的家属竟占全国人口的1/8以上。
（五）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开始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已瓜分完毕。1884-1900年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在此时期英国夺得37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5700万人口，法国夺得36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3650万人口，德国夺得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1470万人口，比利时夺得9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3000万人口，葡萄牙夺得8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900万人口。英、俄、法、德四大国在1876年的殖民地领土面积为4040万平方公里、人口27380万，到1914年殖民地领土面积增为644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9450万。整个非洲大陆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外都已变成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法国占领非洲领土面积最大，达到1097万多平方公里，约占非洲总面积的36%，相当于法国本土面积的20倍。20世纪初欧洲是世界的银行家，英、法、德是投资的三个主要国家，其次是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小国。英国的资本输出在1913年达到35亿英镑，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8.5%，输出的大部分给予帝国内部、美国和拉丁美洲。法国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113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而不是对工业的投资。1906-1910年法国对外贷款达于顶峰，相当于国民收人的4.5%、1914年对外投资总额约600亿法郎。德国的国外投资在1911年约200亿马克，1914年增至300亿马克，分布于欧洲中部的奥匈帝国、欧洲东部的俄国和亚洲西部和欧洲东南部的奥斯曼帝国以及北美洲的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1914年瑞士的长期对外投资不少于15亿美元，荷兰10亿美元，比利时5亿美元。20世纪初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拥有世界范围的联系，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的作用。
（六）欧洲不仅是世界的银行家，而且是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64.7%，而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的比重已达到世界的35.8%，但该年欧洲工业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欧洲的煤的产量在1880年为23800万吨，1913年迅速增长到56300万吨。欧洲的钢产量在1880年仅有950万吨，1913年增长到4200万吨。英、德、法三国是欧洲最主要的工业国家，它们生产的煤占全欧洲的93%，钢占全欧的78%。在国际贸易方面欧洲也占有优势，1913年英、法、德三国的制成品占世界出口的60%。1900年欧洲东部地区的俄国的陆海军人数为116万，欧洲西部的法国为71万，欧洲中部的德国为52万，欧洲西部的英国为62万，到1914年俄、法、德、英的陆海军人数分别为135万、91万、89万和53万。新兴的日本和美国在1900年的陆海军人数分别为23.4万和9.6万人，1914年增至30.6万人和16.4万人。激进派反对教会干预政治，1905年通过《政教分离法》。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1905年建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统一社会党。激进派多次镇压工人运动，对外继续进行侵略扩张、准备战争，先后与俄国、英国结盟，成立法、英、俄协约国以对抗德、意、奥三国同盟（1882）。1913年普恩加莱当选总统后继续扩军备战，企图重新瓜分世界。
（七）1914年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开始后法国成为西线的主要战场，战争导致法国社会矛盾激化，1917年4月前线发生士兵的拒战斗争。11月激进派G.克列蒙梭再度执政，镇压反战运动，动员一切力量继续进行战争。1918年9月F.福煦率领盟军对德国发起总攻击，11月11日双方在贡比涅附近的雷东车站签署停战协定。1919年1～6月召开巴黎和会（1919）签订凡尔赛和约。战后克列蒙梭政府和“国民联盟”右派内阁的反动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慨和反抗，1919年4月法国水兵在黑海起义。1920年5月全国铁路员工大罢工，社会党内部不断分化，1920年12月左派力量成立法国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社会党等组成“左翼联盟”内阁，执行民主主义的改良政策。后来普恩加莱又重组“国民联盟”内阁，整顿财政，稳定法郎币值，使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政局亦渐趋稳定。但法国于1930年底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法西斯势力趁机抬头。1934年2月6日右翼分子和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利用“斯塔维斯基事件”在巴黎发动骚乱，包围波旁宫，企图推翻议会。1936年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等党派团体组成人民阵线 同年6月L.布鲁姆组成第1届人民阵线政府，签订“马蒂尼翁协定”，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
（八）法国火十字团亦称“战斗十字团”，是法国法西斯政党，于1927年成立。火十字团是法国的法西斯组织，首领是弗朗索瓦·德·拉·罗克，他原为退伍军人团体，后发展为半军事性组织，曾参与组织法国二月六日暴动。1936年6月被人民阵线政府解散，7月重建后改称法国社会党。维希政府期间又改称法兰西社会进步党，1945年被解散。斯塔维斯基事件是1933年法国发生的政治事件，S.A.斯塔维斯基是法籍俄国人，因长期从事投机诈骗活动发行大量伪债券而暴富。1933年底事机败露，翌年初其诈骗和曾先后贿赂1200名政界人士的罪行被公诸于世，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1月8日斯塔维斯基被发现"自杀"在瑞士边境山区木屋中，1月9日法兰西行动党等极右组织煽动不满群众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包围波旁宫企图推翻议会。被卷入丑闻的劳工部长、司法部长先后辞职，导致1月27日C.肖当内阁垮台。继起组阁的E.达拉第在2月3日下令调离纵容右派的巴黎警察总监，引起6日右派再度上街示威，左派舆论则谴责政府纵容右派。达拉第于7日辞职，2月9日和12日巴黎及全国无产阶级在左翼政党领导下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打击右派的气焰，当月建立由前总统G.杜梅格领导的具有中间色彩的民族团结政府，结束对共和国的信任危机。此案调查结果在1936年1月公布，斯塔维斯基的20个同伙受审，其中9人被判刑，包括两名议员。
（九）1937年2月布鲁姆宣布“暂停”实施人民阵线纲领，1938年由于激进社会党退出导致人民阵线瓦解。此后达拉第政府对内执行反动政策，对外依靠英国推行纵恿德国侵略的绥靖政策，签订慕尼黑协定。1939年9月1日德军侵犯波兰，3日法国向德国宣战，实际是宣而不战，史称“奇怪战争”。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全面进攻，突破马奇诺防线，法军节节败退，不久巴黎陷落。6月22日签订停战协定，法国投降，成立维希政府，第三共和国宣告终结。在70年的历史当中第三共和国经历许多危机，从政府倒台至任命有精神病的总统都有，共和国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侵略和两战之间。1940年7月10日当国会通过把权力移交给贝当后（当中有80个议员投反对票）第三共和国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要求恢复第三共和国，议会在1946年成立并起草新宪法，新宪法在该年12月实行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正式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是法兰西1875年制定的宪法，为法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资产阶级各集团在国家政权中都占据自己的席位，共和制政体得到最终确立。它使工业资产阶级得以分享政权，促进法国工业资本的发展。行政权力归于总统与内阁总理，总统由议会两院联席多数票选出，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是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总理由议会议长提名并由总统任命产生，任期七年，掌握行政实权。立法权归于议会，议会由参议院与众议院组成，参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四年，选民实际上受财产资格和在法国居住时期的限制。
（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体是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混合制度，但实际上是议会制或责任内阁制，那么在政治实践也是这样的。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内阁总理掌握行政实权，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拥有形式上的巨大权力。确认一种政体是否是议会制的关键是其总理是否是实际意义上的首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从1870年开始到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存在70年，只要是截取1875年宪法之后的历史就可以说明问题。第三共和国时期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从历史上看法国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到1875年宪法颁布期间法国政体极不稳定、复杂多变，政权组织形式先后采用过共和制、帝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半总统制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兰西王国是君主专制政体，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大资产阶级当权，保留国王，建立起君主立宪制。1792年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中经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派专政，热月政变后的督政府的政权。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建立独裁体制，共和国名存实亡，但名义上仍属于共和政体。1804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1815年波旁王朝两次复辟，恢复法兰西王国，与第一帝国一样都是君主专制政体。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的七月王朝是君主立宪政体。1848年二月革命后建立第二共和国，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直到1870年9月4日巴黎人民起义推翻第二帝国再建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属于议会共和制政体。194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投降，存在七十年的第三共和国解体，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和维希傀儡政权统治。二战结束后法国进入第四、第五共和国时期，权力中心逐渐由议会转移到总统，这表明法国已逐渐成为一个半总统制共和制的国家。
（十一）1875年初国民议会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确认实行共和制。同年国民议会又先后通过一系列法律合称1875年宪法（又称第三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法国为议会制共和国。议会制共和国是“总统制共和国”的对称，又称“议会共和制”，是民主共和政体的一种。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政府）由议会授权或委托组成，并对议会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此种政体下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组织、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总统为国家元首，一般不掌握实际权力，由议会定期选举产生并规定任期，不负实际行政责任。政府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1875年宪法颁布后法国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议会制共和制国家，1875年宪法是法国宪法中寿命最长的一部，它以法律形式巩固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这部宪法所规定的政体内容是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两院共同享有立法权，内阁要得到众议院的信任才能执政，否则必须辞职。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举产生，宪法赋予总统广泛的职权。当初这种规定是为了日后复辟君主制作准备，但宪法公布后不久总统的权力实际上日渐削弱，在政治生活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国家权力明显转到内阁与总理手中，总理控制大权使法国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议会制共和制国家。法国第一、第二、第三共和全部是议会制的，第三共和国71年换了107届内阁，最终法国人选举二战英雄戴高乐为国家元首更改国体。
（十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基本处于如下现代化的阶段，进行“社会革命”（亦称“国民革命”）创造某些制度和文化环境，借以提高人民地位开发民智，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科学的引导下推进“工业革命”，最终实现经济、文化的高速起飞。巩固共和制度，推进政治民主，实行免费义务的世俗教育，促进科学文化繁荣，进行工业革命，加速经济发展等等。社会革命说是人的革命，是人的思想观念，是传统习惯地的革命，而教育则是这场社会革命的一项基础工程。第三共和国历时70年（1870—1940），按其发展主题可以粗略地以90年代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在于确立和巩固政体，因而教育以“反教权与世俗化”为其中心任务。后期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而教育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1875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实施达65年，是法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并非系统完整的宪法。这部宪法最终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由1875年通过的三个宪法性文件组成，即《参议院组织法》、《政权组织法》和《国家政权机关相互关系法》。宪法规定议会是立法机关，由上院（参议院）和下院（众议院）组成，两院都有立法权和行政监督权。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7年，连选连任。宪法规定法国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是国家的最高管理机关，它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内阁成员单由总理提出，以总统的名义任命，但是对议会负责，总统的命令须经各部部长副署。宪法还肯定拿破仑一世创立的参事院这一国家机构，它既是咨议机关来对立法和行政方面的事务进行咨询，同时又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也是行政诉讼案件的终审法院。
1848年欧洲革命
（一）1848年革命也称民族之春，是在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国家之大，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第一场革命于1848年1月在意大利西西里爆发，随后的法国二月革命更是将革命浪潮波及到几乎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这一系列革命大多都迅速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但1848年革命还是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并间接导致德意志统一及意大利统一运动。这次革命是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一方面是工业革命正在扩展，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已经开始进入大工业生产阶段。各国工业阶层经济力量得到加强，而政治上多数国家的工业阶层仍处于无权的地位或初掌政权，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不断高涨。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处在旧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或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所确立的反动体系也还存在着，欧洲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革命就无法避免。
（二）法国二月革命是1848年欧洲的革命浪潮的重要部分之一，法国人民面对奥尔良王朝的失政，成功推翻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建立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鼓励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令19世纪时由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组织的反动机制受到进一步打击。1840年至1848年亲政府的保守党派领袖弗朗索瓦·基佐担任首相，为了赢取大支持的他以官位为奖赏，并滥用权力乱批商业合同以讨好资本家。政府官员在国家资助的计划中投资，政府答应以高息支付银行家借给政府以填补巨额赤字的款项，各种丑闻陆继涌现令政府信誉受损。中产阶级要求温和的改革，希望藉扩大选举权加强民主性以清除政府中的贪污行径，但基佐和路易·菲利普拒绝回应这些要求并继续其“无为”政策。路易·菲利普更逐步加强警察审查出版的制度及群众集会的限制，这显示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领袖，因此“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便很薄弱。路易·菲利普拒绝支持1830年的意大利及波兰独立运动，亦使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失望。面对政府的贪污及专制时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十分不满政府的统治，共和主义者更希望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政府，他们要求全民投票，对路易·菲利普的专制完全失望。
（三）随着法国工业化在1830年代以后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兴起及社会主义思想亦广泛流行，圣西蒙、傅里叶、埃蒂耶纳·卡贝、路易·布朗和蒲鲁东皆是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成立民间组织，提倡社会主义及人道思想，希望政府加强保障国民的就业机会、老弱者的权益。这种思想亦直接激发“主权在民”的观念及对普选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宣传行动更增加人民的普遍不满。法国的天主教会不满基佐偏重资产阶级的腐败统治，并对于政府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宗教政策亦表示猜疑和忧虑。正统主义者认为路易·菲利普是一个篡权者，他的统治亦没有波旁王朝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更有资格继承王位。路易·菲利普以“平民皇帝”自居，生活简单而没有风采，加上施政倾向保守谨慎，没有拿破仑支持者强调的军事荣耀，不免叫人失望。温和的外交政策亦是奥尔良王朝失败的主要因素，民族主义者谴责路易·菲利普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让法国的外交政策臣服于英国之下，更不满路易·菲利普未能善用时机使比利时受制于法国。加上1840年代拿破仑崇拜的复兴，以令拿破仑的缺失被遗忘，其成就却被歌颂。拿破仑被认为是国威的象征，被看成是一个英雄，且是社会的改革者。对拿破仑的崇拜最终加深人民对路易·菲利普政府的失望，人民将之与拿破仑的功绩比较，更认为现政权在外交上的不济，总括而言政府的失政以及统治者缺乏政治魅力是令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
（四）1847年自由主义者开始举行很多“宴会”，他们在此讨论很多关于改革的问题，这些“宴会”后来被禁止。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聚集一起纳喊要求推行改革，他们高唱《马赛曲》并在街上燃烧杂物。2月23日国民卫队奉命恢复秩序，但他们没有执行命令，反而投向革命的群众。路易·菲利普唯有作出某些无用的挽救措施，如撤销基佐的职务以讨好革命者，但最后他还是要放弃王位。拉马丁成立临时政府宣布建立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年12月将近半个世纪前叱吒风云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共和国总统，仅仅四年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复辟帝制，共和国总统摇身变成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法兰西帝国迎来他的最后一位皇帝。18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逝世，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腓特烈·威廉四世颇同情自由主义，他放宽报章审查，而且不阻止自由主义的活动。在1847年他甚至召开一个国会，普鲁士各区议会均派出代表，但是国王拒绝给予该国会任何宪法上的权力，自由主义者因而失望地解散。翌年法国二月革命引发的革命风潮直卷整个欧洲，包括德意志各邦国和普鲁士。
（五）1848年2月29日慕尼黑起义，大学生、工人、市民联合占据军械库，要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以及他的宠妾“罗拉内阁”下台，皇帝被逼成立一个由中产阶级代表组成的新内阁，如此内阁的风潮厉行整个南德意志地区，史称“三月内阁”。三月内阁是1848年3月德意志西南部各邦建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的总称，在法国巴黎二月革命影响下2月27日巴登大公国开始革命运动，提出“三月要求”。在人民压力下3月9日巴登大公被迫解除一些大臣的职务，至3月中旬政权落入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同时在符腾堡、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施塔特、萨克森、库尔黑森、拿骚等邦相继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并允诺新闻自由、特赦政治犯、实行人民陪审制度、制定宪法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政治目的得到满足后不久就背叛革命，与封建君主和反动贵族妥协，共同扼杀革命运动。1848年3月18日柏林革命，中产阶级与工农阶级聚集王宫广场，要求实行出版自由、召开联合会议、组织人民自卫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逼部分同意人民的要求，但人民并不罢休。3月20日军队撤退，3月22日起义胜利，国王在群众注视下为183名烈士脱帽致哀。3月29日柏林自由派内阁组成，腓特烈·威廉四世意识到原先的改革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要求，于是召开一个立宪会议。他宣称希望成立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将会有一个民选的议会，国民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立宪会议亦称“制宪会议”，为制定或修改宪法而专门召集的会议。属于议会性质的则称为“制宪会议”，完成任务即行解散。
（六）由于普鲁士作为德意志邦联中的一个大邦也愿意支持自由主义者，某些德意志邦国便也群起仿效。同年3月底五千名决心实行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德意志领袖齐集于法兰克福，召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1848年5月18日开会直到1849年4月21日。这个议会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组成，希望预备一份联邦宪法。有代表支持成立由奥地利帝国统治的大德意志，将奥地利与波希米亚并入德国。有代表则支持由普鲁士统治的小德意志，不包括任何奥地利领土。最后议会的与会者认为应采取“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并将德意志皇位给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过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这个建议，因为他害怕奥地利反对，而且新宪法规定国王没有对法案的否决权。这是他极力反对的，他甚至形容接受由议会赋予的帝位是“拾取在沟渠上的皇冠”，而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诸邦的代表因议会通过“小德意志”方案而退出（害怕北部的新教势力会主导整个国家）。仅余的“小德意志”议会代表面对失败，惟有把立宪议会解散。不久之后普奥联军攻进各邦议会，数千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被迫逃走至美国。德意志革命力量虽然曾经强大，但最终在封建专制势力的镇压下失败，然而国王还是被迫接受宪法。在1850年普鲁士国王也成立宪法，回应失败的民间革命，并决心要成立一个团结北方德意志邦国的联盟，以回应民族主义的诉求。
（七）19世纪中叶奥地利帝国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而维也纳作为奥地利的首都便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当地的革命也是由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所激发的。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高呼“自由、宪法”、“打倒梅特涅”等口号。维也纳的革命者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例如宫廷人士以及崇尚自由主义的贵族、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他们均要求民主的改革。大批群众示威，更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战斗，示威人士限令奥皇立即解除首相梅特涅的职务。在国民的压力下奥皇被迫让步，梅特涅辞职并逃至英国，皇帝承诺进行改革并于3月17日改组内阁，4月25日颁布帝国宪法。但新内阁继续推行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于是整个局势急转直下。5月15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迫使奥皇及其皇室在5月17日由维也纳逃至茵斯布鲁克，国王在7月同意召开立宪会议。1848年3月“青年捷克党”在布拉格举行会议，他们要求实行责任内阁，承认捷克语和德语之间的平等地位，反对奥皇以诏书形式颁布的宪法和奥地利元帅温迪施格雷茨的军事挑衅行动，皇帝在压力下同意该等要求。布拉格市民更于6月12日早晨举行革命，革命者和奥地利军队进行战斗并逮捕地方议会议长，但被温和的中产阶级释放。这位地方议长逃出后便遂同温迪施格雷茨一起进行反攻，引致6月17日革命失败。
（八）1848年革命前匈牙利仍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1848年3月匈牙利人拉约什·科苏特、裴多菲·山陀尔等发起一场反抗奥地利专制统治的运动，他虽认同匈牙利民族主义却否定传统以来马扎尔贵族的特权。他指责这些贵族有免税的特权，要求废除封建的法庭和随意强迫农民作工的做法。他的方案包括成立一个民选国会，商人、贸易者、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皆有选举权。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引入陪审团制度，于是在1848年3月群众在拉约什·科苏特的领导下要求整个奥地利帝国确立以英国模式为本的宪法和国会。废除人头税，由选举产生匈牙利政府，并草拟匈牙利法典，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3月15日佩斯的革命者在裴多菲的领导下通过实行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十二条》），强迫市长签字。中午革命群众控制整个首都，成立公安委员会。奥皇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并于1848年3月17日授权贵族温和派的代表包贾尼·拉约什组阁，匈牙利的地方议会迅速通过一连串自由主义的法案。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12月奥皇调集军队向匈牙利进攻，1849年1月5日佩斯陷落。不久匈牙利军队展开反攻，连续取得胜利。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废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宣布匈牙利独立。5月21日匈牙利军队攻克佩斯 为了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于5月27日出动14万大军入侵匈牙利。在7月7日和11日的科马罗姆会战中匈牙利军队惨败，9月27日科马罗姆要塞陷落，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欧洲1848年革命告终。
（九）奥地利首相、保王党的梅特涅被迫下台，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通过一些较自由的政策，如扩大地方自治及保证各族平等，维持帝国统治。面对奥地利本土的不满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于1849年3月4日颁布宪法，承诺组织一个保障帝国统一、民族平等及代议制的国会，亦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市政组织及改革司法制度。在捷克问题上为纾缓捷克的独立情绪的奥地利政府便作出退让，如和所谓的老捷克派（即士绅及中产阶级）合作，允许捷克人组成波希米亚议会，捷克语取得与德语对等的地位，捷克人有自己的大学及中学且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成为帝国直辖区，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自从在经历1830年革命后意大利逐渐随社会的发展兴起一班中产阶级，1847年加富尔创立一份名为“复兴”的报纸，意指19世纪的意大利统一运动会为意大利带来复兴。鉴于中产阶级兴起带动社会的政治意识增加，故此这份报纸在民众中间开始得到接受。一些意大利人也开始受烧炭党和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党等组织之宣传及其传播的统一思想所影响，意大利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及受到支持。1848年1月西西里首先爆发反抗国王费迪南多二世专制统治的革命，迫使他赋与国民一部宪法，这引发亚平宁半岛上的人们纷纷争取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同年的2月和3月那不勒斯、托斯卡尼、皮埃蒙特均颁布宪法，3月18日米兰和热那亚亦爆发革命，迫使奥军撤出该地。威尼斯亦爆发起义，共和主义者恢复威尼斯共和国，迫使奥军彻退，结果伦巴第、威内托、帕尔马、摩德纳亦出现起义。撒丁王国在国王卡洛·阿尔贝托的领导下联同伦巴第向奥地利帝国宣战，然而教宗不想与奥地利开战，因为同是天主教的国家。其他邦国亦遵从教宗的决定，仅给予卡洛·阿尔贝托很有限的支持，于是撒丁王国的卡洛·阿尔贝托让位与儿子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除君主立宪主义者支持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外，与此同时共和主义者也在罗马发动革命，他们由马志尼和加里波底带领攻入罗马城，迫使教宗出走并成立罗马共和国。然而在1849年7月共和主义者的革命遭到和君主立宪者同样的结果，法国派兵推翻罗马共和国并进占罗马，罗马的革命被镇压，教宗庇护九世在法军的保护下复辟。最后在8月28日威尼斯共和国亦被奥地利派军镇压，整个革命到此失败，1850年加里波底流亡美国纽约市。
（十）创立复兴报的加富尔最终在1852年成为撒丁王国的首相，却为1860年代奥地利帝国日益自由化、意大利统一和德意志统一奠下重要基石，这些国家均颁布宪法给予中产阶级与贵族及特权阶层分享权力。丹麦自从17世纪就一直是个君主专制国家，但是在1830年代丹麦国内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愈演愈烈。1848年1月20日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驾崩，丹麦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随后便发起一系列君主立宪运动。1848年3月21日丹麦国家自由党人组织一次前往克里斯蒂安堡宫的游行，新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接受自由主义者的要求，制定新的宪法并成立由国家自由党主导的新内阁。弗雷德里克七世同时也同意与一个两院制议会共同分担权利，丹麦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尽管权利依然高度集中。很多军官对此表示不满，但最终也接受新政府。与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丹麦革命从始至终都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革命之后并没有爆发反动主义政变。但是新的宪法并没有延伸到南部的石勒苏益格公国，丹麦与德意志联邦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随后在同一天爆发。拿破仑战争后瑞士再次成为一个联邦，各州再次享有高度的自治，不过1840年代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在1847年爆发分离主义联盟战争。经过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战争后自由主义的进步派获胜，独立同盟于1847年11月被瑞士联邦解散。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保守政权都对自由主义者的获胜表示不满，并警告瑞士联邦不得修订新宪法。但随后的革命浪潮让这些国家的保守派自顾不暇，瑞士随即颁布《1848年联邦宪法》，完全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联邦制国家。
（十一）1848年的革命浪潮几乎波及整个欧洲，除了上述国家外多瑙河公国、比利时、爱尔兰都发生不同程度的起义和革命，甚至像新格拉纳达和巴西这样的美洲国家都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美国与加拿大也受到影响。英国、荷兰、葡萄牙、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在1848年发生革命的欧洲大国，但是葡萄牙以及俄罗斯帝国控制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都在此前发生过革命或内战，俄罗斯境内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组织之间并没能建立起良好的联系，没能在1848年发动革命。奥斯曼帝国相对平静，但是在其不少附属国内均爆发不同程度的抗议和示威，英国和荷兰是少数几个能够进行有效改革避免事态激化的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摧毁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虽然这场革命在很多地方均告失败，却动摇中欧的保守势力基础。奥地利的首相保守主义者梅特涅被迫下台，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通过一些较自由的政策，如扩大地方自治及保证各族平等维持帝国统治。创立复兴报的加富尔也在1852年成为撒丁王国的首相，采行自由主义政策，并有着扩张以一统北意大利的雄心。故此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却为1860年代奥地利帝国日益自由化、意大利和德意志两国统一奠下重要基石。
布朗热事件
（一）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以 G. 布朗热将军为首掀起的民族沙文主义运动 ，布朗热于1886年1月～1887年5月任陆军部长时要求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燃起对德国复仇的沙文主义狂热。他联合保王势力和沙文主义的爱国者同盟，试图实行军事独裁。6月政府改任他为驻克莱蒙费朗13军团司令，布朗热利用群众对共和派政府的不满离开军队投身政界以谋取政权。1888年 2月布朗热派的《军帽徽》报积极宣传他提出的修改宪法及解散议会的主张，得到反政府各派的支持，全国掀起崇拜布朗热浪潮。在1889年 1月27日巴黎的补缺选举中布朗热以绝对多数票取胜，一些省也提他为候选人，此时布朗热企图通过合法选举夺取政权。2月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决定以阴谋颠覆国家罪逮捕他 ，4 月1日布朗热逃亡比利时 ，8月14日最高法院缺席判处他终身监禁，1891年9月30日布朗热在布鲁塞尔附近自杀。布朗热生于1837年，第二帝国初期毕业于圣西尔军官学校，1857年起先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役、意大利战役、交趾支那战役和普法战争。担任过荣誉军团指挥，1884年5月被晋升为准将，任师团长，指挥过在突尼斯的远征军。他在服役期间曾六次受伤，作为将军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誉。
（二）南圻战役又称南圻远征、交趾支那远征，指的是1858年至1862年期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攻占越南阮朝下属的南圻的战争。起初法国是以惩罚越南为借口，后来以法国占领该地区结束。这场战争使法国开始在交趾支那（越南人称为南圻）地区建立殖民地，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法国成为越南的宗主国。沙文主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舆论工具，词的来源有个故事，传说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尼古拉·沙文由于获得军功章对拿破仑感恩戴德，对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征服其他民族的政策盲目狂热崇拜，遂自以为优越而鄙视其他国家、民族。今亦用于指狂热自大，极端本位主义者。“沙文主义”这个名词则首先出现在法国的一部戏剧“三色帽徽”中，以讽刺的口吻描写沙文的这种情绪，后来这个词被广泛应用，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沙文主义者一般都是过于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团体、民族感到骄傲，因此看不起其他的国家、民族和团体，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
（三）在19世纪时欧洲各国兴起民族主义，提倡拥有共同文化、语言及历史的民族建立属于他们的国家，于是多个民族发动独立运动，成功摆脱外族的管治，建立统一及独立的国家。例子有比利时脱离荷兰的统治，在1831年取得独立；普鲁士（德意志邦国）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于1871年建立统一的国家。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为增进本民族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试图加强自己在欧洲及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令这种拥护自己民族的情绪变质，成为一种危险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即大国主义，是国际关系中较大的国家对待较小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沙文主义倾向。主要特征为不尊重对方的独立平等地位，而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对方的内政，侵犯对方的利益，损害对方的主权。1886年1月由激进党首领克雷孟梭推荐担任陆军部长，布朗热从此博得“左派”将军的名声。他以“左”派面目出现，大肆煽动对德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与沙文主义组织“爱国者同盟”的头目德鲁莱特一起，进行狂热的沙文主义宣传，猛烈谴责政府抛弃阿尔萨斯、洛林，表示要收复失地。
（四）在军队内部发起一场改革运动，把保王军官从部队中清除出去。改善士兵的伙食条件，将大锅菜改成小锅分食制；允许士兵留胡子；设置三色哨棚；用新式步枪武装军队，并不让武装的士兵镇压工人。在德卡兹维尔矿工罢工期间布朗热还命令部队和矿工分享士兵的“菜汤和面包”，同时还恢复7月14日的国庆节庆祝活动进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以培养军队对他的个人崇拜。布朗热暗地里却勾结各类对现状不满的人（包括保王党人），准备推翻共和国，实行波拿巴式个人军事独裁制。当政的鲁维埃内阁害怕因布朗热的煽动而引起法德之间新的战争，更看到布朗热对共和制构成的危险，于1887年6月免去其陆军部长的职务，任命他为驻克勒蒙菲朗的十三军团司令。布朗热只得离开巴黎去驻地任职，他的追随者在巴黎的里昂车站举行大规模的沙文主义示威，15万人把火车站及其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一些人激动地拥抱他喊着：“您不能走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布朗热看成是“爱国主义”的化身。“勋章丑闻”被揭露后群情激愤，布朗热将军更成全国不满现状者的总代表。他利用有利时机广泛勾结各派人士，把波拿巴分子、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以及极左的激进党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组成布朗热党。甚至不惜从王室家族中领取巨额津贴，准备推翻议会制度，阴谋夺取政权。
（五）1887年12月他在给俄国沙皇的信中明确表示：“当我行动的时机来到的时候，我将摧毁议会制这一灾祸连同它所孕育的可恶的脓疮，我将在社会主义邪说面前垒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1888年2月他在布朗热党人的机关报《军帽徽》报上提出解散众议院，修改宪法，召开制宪议会作为行动纲领。3月布朗热脱离军界投向政界，获得被选举的资格，接着在好几个省当选。尤其是1889年1月27日在巴黎的补缺选举中布朗热以245：236票的绝对多数，击败共和党人而取胜，许多布朗热分子也相继选进众议院。他的同伙和不明真相的群众，都支持他立即向众议院进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是布朗热想通过全国选举的合法手段上台，拒绝政变主张。布朗热主义的狂热在巴黎选举后达到高潮，有几千种布朗热的肖像在全国流传，有370首歌曲颂扬他的“光荣”。布朗热主义狂热已经发展成强大的政治运动，使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威胁，部分激进派分子和温和共和党人起而反对布朗热。
（六）不久布朗热勾结保王党的阴谋败露，开始失去追随者的支持。1889年4月1日政府决定以破坏共和国安全的罪行逮捕布朗热，次日他潜逃国外，从此退出政治舞台。1886—1889年历时三载的布朗热运动遂告结束，4月8日布朗热被剥夺议员的不可侵犯权，8月14日法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布朗热终身监禁，1891年9月30日因失去情妇的布朗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以克塞尔自杀身亡。恩格斯曾经正确的评述布朗热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其整个运动不过是为了推翻共和制，实而是现个人军事独裁制。布朗热主义的失败对法国的各派政治势力产生严重的后果，激进党人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而威信扫地，保王党也同样受到致命打击。一些教权派、保王派为摆脱不利的处境开始归附共和制度，温和共和党的地位暂时得到巩固。
德雷福斯事件
（一）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诬告案，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犹太商人家庭，在总参谋部任上尉军官。1894年9月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诬陷德雷福斯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以间谍罪加以逮捕，1894年12月22日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判处他在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终身监禁。1896年3月新任情报处长皮卡尔在调查中发现真正的罪犯是亨利的朋友费迪南·埃斯特哈齐，要求军事法庭重审。亨利伪造证件，反诬皮卡尔失职，后者被调往突尼斯。1898年1月经军事法庭秘密审讯埃斯特哈齐被宣告无罪，激起社会公愤。1月14日作家爱弥尔·左拉在《震旦报》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法国社会分裂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两个阵营，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妄图借此推翻共和政府。不久亨利伪造证件的事实暴露，被捕供认后自杀，埃斯特哈齐也畏罪潜逃伦敦。在群众强大压力下1899年8～9月经军事法庭重审德雷福斯仍被判有罪，但改判10年徒刑。9月19日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以息民愤，直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才撤销原判为其昭雪。德雷福斯恢复名誉，被晋升为少校。
（二）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领土予普鲁士。战败的结局导致民众对第二帝国政府的愤怒，他们彻底推翻拿破仑三世的帝制政权，恢复共和政体，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对外战争的失败让法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充满恢复君主制的情绪，此外由于被迫割让领土让法国社会上下对普鲁士充满仇恨，同时社会上还弥漫着反犹主义的思潮。1871年普法战争后为了加强情报工作的法国情报部门派出一名女“清洁工”打入德国驻巴黎使馆，她的任务是每天负责把使馆中有价值的“废纸”收集起来。1894年9月26日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寄给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考本的没有署名的“便笺”，上面开列法国陆军参谋部国防机密情报的清单，陆军参谋部怀疑是德雷福斯所为，10月15日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1894年12月19日在法国巴黎谢歇密邸路的一所古老的宫殿里，由七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正在煤油灯下进行秘密审讯。被告德雷福斯的罪名是叛国罪，证据是谎言、传闻以及一封据说是由被告写的泄密信。第一天庭审中德雷福斯以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对泄密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毫不知情，根本不可能作案，当天审讯的结果是对原告法国陆军部很不利。陆军部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是个正直的人，他在向陆军部长汇报时据实指出看来此案很难成立，但是陆军部长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拼凑了一份“秘密档案”编造几份“罪证”，并让反间谍处亨利少校当庭指认以军官的名誉诬指被告有罪。就这样军事法庭为了维护陆军部的声誉而一致认定被告德雷福斯有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并革除军职，终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魔鬼岛。法国军方的反动人物借机掀起反犹运动，“叛徒、懦夫！处死卑贱的犹太人！”的呼喊声响彻巴黎街头。
（二）1895年1月6日法国军界在法国军事学院举行仪式，革除德雷福斯上尉军职。德雷福斯的肩章、帽徽、绶带、勋章全部被扯下，军刀被一折两段，4月德雷福斯被押往魔鬼岛服刑。德雷福斯案件引起法国舆论一片哗然，在法国《震旦报》的支持下德雷福斯的兄弟把这一冤案的情况公布于世，在一些进步律师、记者和作家的帮助下他要求撤销原判。包括作家拉扎尔在内的人士开始推动为德雷福斯平反，拉扎尔本人则出版《一宗司法错误》的小册子进行散发，力证德雷福斯清白。德雷福斯被捕后法国重要的军事情报仍不断地被泄漏，这引起军队一些部门的警惕，并开始重新审视德雷福斯案件。1896年3月情报部门截获施瓦茨考本写给一名法国军官费迪南·沃尔申-埃斯特拉齐少校的信，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后来在查阅埃斯特拉齐的档案时看见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那张便笺一模一样。皮卡尔是军队中少数信奉新教的军官之一且为人正直，他立即将这一发现向副总参谋长贡斯汇报并敦促军队重审此案。1896年11月14日皮卡尔被逐出参谋部，派到突尼斯边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战。1897年4月2日他在突尼斯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注明：“万一本人去世，请交共和国总统，此件内容惟有他应该知悉。”在借回巴黎休假之机他将信托付给挚友勒布卢瓦律师。
（三）此后法国沙文主义者的气焰更加嚣张，法国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为了证实德雷福斯的无辜，他的妻子、兄弟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过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德雷福斯的家属又复制大量泄密信的照片张贴于街头，结果一个银行家发现此信的笔迹和他的一个顾客的笔迹一样，这个顾客就是埃斯特拉齐，于是德雷福斯的家属对埃斯特拉齐提出控告。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对埃斯特拉齐的控告，皮卡尔回到巴黎准备出庭作证，但无耻的亨利少校再次将伪造的信件塞进“秘密档案”。新任陆军部长又授意埃斯特拉齐提出离职休养的申请，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围绕着援救德雷福斯的法国掀起声势浩大的保卫民主和正义的社会运动，反对军队领袖们的专横跋扈。事态的发展很快使公众舆论分成两派，出现反德雷福斯派组成的“法兰西祖国联盟”，以及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若莱斯为首的“人权联盟”。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都仗义执言，积极参加“人权联盟”的斗争。这场斗争如此的广泛和深入，以至原有的政治团体内部，朋友之间，甚至家庭内部都由于观点不同而发生分裂。两派的斗争不仅限于文字上的论战，甚至动员起各自的群众进行示威游行，一直发展到武装冲突。在法国各城市和乡村都有此类冲突不断发生，法国因德雷福斯案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作家埃米尔·左拉在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乔治·克里孟梭的帮助下于1898年1月13日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克里孟梭任副主编的《震旦报》上。文中左拉严厉谴责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并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来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2月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公诉，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左拉受审期间军队和保守派发动民族主义立场的民众包围法院，不断高喊“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等口号，民族主义阵营的报纸更将左拉等人描绘成为“卖国贼”张目的人，不堪忍受迫害的左拉逃往英国。
（四）《我控诉》发表之后的数星期中《震旦报》刊登大量人士的签名，表示支持德雷福斯。1月23日克里孟梭有感于签名的人日益增多，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理念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这句话。然后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e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用斜体加以凸现“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在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知识分子的首席代表是作家莫里斯·巴雷斯，此外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的重要知识分子还有莫拉斯、戴鲁莱德、德律蒙、罗什福尔等。当时代表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震旦报》、《小共和国报》、《白色评论》杂志及在该事件后期创刊的《人道报》等，代表反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日报》、《自由言论报》、《十字架报》、《法兰西行动报》等。皮卡尔直接写信给法国总理，证实给德雷福斯定案的罪证是伪造的。1898年2月皮卡尔被军方革职，7月13日被逮捕，拘禁长达11个月。由于高层人士变革让军方开始重新调查“德雷福斯间谍案”，受命核实“罪证”的一名上尉由于是第一次接手此案，很快发现亨利少校出具的是伪证。亨利在承认伪造事实后自杀身亡，从此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等几名高级军官辞职，埃斯特拉齐则畏罪逃往英国。
（五）1899年在共和派的支持下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埃米尔·弗朗索瓦·卢贝当选为总统，这一政局变化促进事态发展。1899年6月3日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处德雷福斯有罪的裁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审理，固然这一决定引发右翼民族派的强烈反弹。在一场公开活动中卢贝总统被数百位君主派和反犹分子包围攻击，然而十多万支持共和制与总统的民众开始聚集于马赛 。在巴黎支持总统的工人们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以便抵御右派的攻击，而一直敌视德雷福斯阵营和自由派的军队则出现发动政变、推翻总统的倾向。重审德雷福斯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回到法国，6月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到巴黎，8月7日军事法庭在巴黎重审德雷福斯案。一个月的审判以公开方式进行，庭审的过程让更多民众相信德雷福斯的清白，但9月的判决却再一次判处德雷福斯有罪，另将判词附加“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这再次触怒自由派。总统卢贝只得寻特赦让德雷福斯恢复自由，饱受牢狱煎熬的德雷福斯接受特赦，但发表《清白宣言》誓言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则发表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忘记过去、谋划未来。9月19日德雷福斯获得自由，但是特赦不等于无罪，德雷福斯在给总统的信中指出：“共和国政府还我自由，然而失去名誉的自由对我毫无意义，从今以后我将继续力争纠正使我至今仍受其害的可怕的司法错误。”
（六）1906年坚决支持重审德案的激进派领袖克里孟梭出任总理，7月12日最高法院重审整个案件，撤消原判并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议会通过政府关于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卡尔在军队中名誉的议案，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并晋升为少校，在原来举行革除军职仪式的军事学院操场上接受荣誉军团勋章。受株连的皮卡尔也晋升为准将，并在克里孟梭内阁中任陆军部长。左拉已于1902年逝世，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隆重移至巴黎先贤祠安葬，在仪式上德雷福斯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枪击但伤势轻微。1930年德国原驻法国武官施瓦茨考本的回忆录《德雷福斯案件真相》出版，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回忆录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信说她的丈夫一直想证明德雷福斯是受害者，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使他生前不能如愿。该书有关施瓦茨考本与埃斯特拉齐等人的秘密来往的详细描述，澄清德雷福斯案件的一些细节。1923年真正的告密者埃斯特拉齐客死英国，1935年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德雷福斯案件折腾12年，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而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巴黎公社
（一）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3月28日）到5月28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法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资产阶级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投降政策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度不满，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3月26日进行公社选举，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在法国公社的最早名称可追溯到中世纪中期，当时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为了反对城市领主的压迫而自动联合起来结成自治团体，建立自卫军武装反抗封建领主对城市的控制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争取自治权利的城市就称为公社。公社仍承认封建主的某些权利，继续按规定缴纳赋税、承担劳役，各封建主也不得不承认公社的自治权。1870年法国为争夺欧洲霸权发动普法战争，结果是法军惨败。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令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组成的新政府称为国防政府。当时普军侵占法国1/3以上的领土，10万普军直逼巴黎。
（二）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和军队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中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他法国小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不法平民的担心而拒绝。一个与此相联系的但不那么明确的愿望是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甚至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这些要求汇总起来变成一句口号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1871年1月围城四个月后执政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和平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尽管被围困多日但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自己城市的占领。当时有30万巴黎市民是一个被称作“国民自卫军”的市民部队的武装成员，这一部队已极度扩张以协助保卫城市。自卫军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都是来自工人阶级，包括激进分子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他们进一步组建一个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包括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并保卫共和政体以防止帝制复辟，在1871年2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以组建新的国民大会。
（三）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协助的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搬离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高地。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家发行的公债。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国防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它在镇压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德军进入巴黎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法国首都出现一个权力真空。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让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当日凌晨梯也尔政府军占领蒙马特高地的国民自卫军停炮场并抢走全部大炮，附近的国民自卫军及居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拥上蒙马特高地同政府军士兵发生冲突并将其击溃。
（四）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梯也尔的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的将军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托马斯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随后巴黎市区内的武装起义迅速展开，并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指挥下同政府军展开巷战，战斗至夜间国民自卫军占领市政厅并掌握巴黎全城。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叛乱，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凡尔赛。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是他在反思1848年欧洲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做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现在开始的危机做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很高比例是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派。
（五）改良主义是一种试图以非革命手段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这种思潮宣扬阶级合作，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局部的微小的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法令和立法途径实行社会改革，变资本主义为“普遍福利”社会。改良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当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充分暴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兴起，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以及工人运动内部都有人鼓吹社会改良主张。前者如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会主义者，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借助于在资本主义法制范围内的一系列政策，调和阶级矛盾使资本主义趋于完善。后者如工团主义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的经济改良，或者通过阶级斗争和议会斗争使劳动者的处境得到改善。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未就任，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脱离联系。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在政权体制上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使公社成为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实行以普遍选举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议制度。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低薪制原则，公社在《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中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支给高薪是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的，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有乾俸也不应有高薪。
（六）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从前被废弃的共和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派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但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得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且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72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实行，它们包括：政教分离；妇女选举权；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的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他们的工具；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他们可以得到补偿；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
（七）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至1881年费里法案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费里法案是指法国政治家兼教育部部长费里提出的两项教育法令，定制时间为1881-1882年。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母亲学校（幼儿园）和公立小学一律免收学费；公立学校不允许装饰宗教标识，不开设宗教课程；将初等教育的义务性和世俗性具体化；免除幼儿园、初等学校学杂费，师范学校免收学费与膳宿费；对所有6岁～13岁的儿童实施强迫、义务的初等教育，让他们进公立或私立小学，或在家庭私塾接受教育；在家庭读书的儿童自第三学年起每年须接受一次公立学校考试，以检查私塾的教学；对不送孩子入学的父母处以罚款、监禁；承认统治阶级及富人子女的家庭教育与中学预备教育为义务教育，但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国家检查以得到认可；教师须有国家颁发的证书方为合格；废除宗教课，实施教育的世俗性原则；规定儿童6岁入学，接受免费初等义务教育。这些法令加强国家对教育的领导，该法案确定国民教育的义务、免费和世俗性三条原则，为近百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的教堂成为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他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八）一些妇女组织女权运动，继续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纳塔莉·佩琳·勒梅尔，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男权制也称父权制，其与男权、男权主义、男性主义、父权、家父长制等名词在学术定义上重叠，表达方式交互使用，是指男子在家庭、社会中的支配性特权。男权制指的是男性统治，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领域还是家庭领域，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男权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性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的她们实现关闭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合作工厂，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Place Blanche。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围城期间在各街区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领导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九）巴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有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公社设立专门机构对铁路运输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实行国家的监督，颁布法令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拟订建立工人合作总社的计划，对于厂主没有逃离的企业由公社派人进行监督。此外还取消教会的经济特权，宣布废除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没收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对国家机关做了重大的改革，公社专门成立管理经济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粮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劳动、就业及交换委员会。同时对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俸和额外津贴，并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额。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尽可能加以改善，相继颁布法令提高工人工资，宣布工资必须全部交给工人，不许企业借故克扣和无理罚款，已扣、罚的必须如数退回。为了消灭失业和免除中间剥削和取缔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方面公社颁布禁止面包坊工人加夜班的法令，提出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对城市贫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充分予以照顾，尽量解决其实际困难。公社取消私人开设的借贷处，禁止高利贷者进行重利盘剥。一般债务都采取延期3年、分期偿付的办法，并且不计利息。还下令禁止当铺出卖过期的典押品，并将价值20法郎以下的小额抵押品归还给原主。
（十）公社废除自1870年10月到1871年6月的全部房租，如果已经缴付则作为将来应付的租金，对于逃亡房产主的房屋时没收后分给无房少房的人居住。公社制订抚恤伤亡的公社社员和军人家属的条例，设立救济贫民的机构并拨出专门款项发放给穷人。为了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公社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对面包实行限价销售等。此外公社对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十分关切，明确宣布“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主张，并且提出要免除农民的战争负担。巴黎公社的上述经济措施对于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是极为有利的，当然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导致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它们的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巴黎公社的经济政策还是有不少欠缺和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法兰西银行加以没收，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公社自身的财政困难，反而让凡尔赛政府获得巨大的财力支持用来对公社进行反扑，从而导致公社的失败。公社成立后立即采取使劳动人民彻底获得解放的重大政治措施，改革国民教育即其中之一。3月29日公社成立相当于政府部一级的教育委员会，着手改革教育。委员会起草关于免费普及世俗教育的法律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调整后的委员会由第一国际成员工程师医生瓦扬主持工作，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较短而没有来得及发布一个正式阐明它的教育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但公社委员会在接见群众性组织新教育社的代表们时就新教育社提出的学校与教会分离，按照科学的原则办教育和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主张，明确表示公社完全赞同本着这种精神对国民教育进行根本改革。
（十一）教会势力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支柱，是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当时法国的学校均操纵在天主教会手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公社于4月2日发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命令，逐步接管学校，使教育世俗化。这一措施遭到教士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拒不交出学校，后在武力威胁下才离开学校。接着公社清除学校中的宗教崇拜物品，规定学校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共和国”等口号代替一切宗教性的题词，取消教义问答课和赞美诗课，用世俗教师代替教士教师。巴黎公社力图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使教育成为每个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的权利，这成为家长、监护人及社会的义务，并强调教育事业应该由国家来办理。公社希望对下一代进行“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就是向下一代教授人人所必需的知识，使他们成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不仅能用手工作而且能用脑思考”的完人。职业教育就是使年轻人具有一种用以谋生的好手艺，把他们理性地引导到劳动的道路上去。为此目的的巴黎公社号召凡愿意传艺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工人到各区政府登记，并且号召现代语、科学、绘画、历史等学科的教师，给这种新型的教学以帮助，搞好劳动教育。公社十分关注下一代的品德教育，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热爱祖国并为祖国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好公民”，此外还要教育年纪小的公社社员像他们父辈一样忠诚勇敢和憎恨压迫。1871年巴黎大多数教师年薪只有700到850法郎，教师助手只有400到550法郎，女教师不超过650法郎，其助手只有350到400法郎。公社注意到教师的薪水太微薄，并认为他们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5月18日教育委员会决定提高教师的薪水，规定教师的最低薪水每年为2000法郎，助理教师为1500法郎，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薪水平等。此外公社对学前教育、校外教育也很关切和重视。可惜，由于公社存在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巴黎公社虽然仅存在短暂的72天，但它在战火纷飞的困难条件下对教育所做的重大改革，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
（十二）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2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公社刽子手加利费侯爵曾在世纪之交担任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战争部长（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邻近库尔贝瓦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抵抗与求生变成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国际主义是指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剥削制度，争取自身解放斗争中，在政治、经济、道义等方面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坚持国际团结的思想和政治原则。国际主义体现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无产阶级认识和处理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决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看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但从内容上看从来就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大国沙文主义即大国主义，是国际关系中较大的国家对待较小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沙文主义倾向。主要特征为不尊重对方的独立平等地位，而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对方的内政，侵犯对方的利益，损害对方的主权。
（十三）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集会并传递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他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和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欧仁·瓦尔兰以及其他中立派）而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城里。当年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凡尔赛军。
（十四）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巴塞洛缪·圣-希莱尔宣称：“活该他们倒霉。”公社也做过其他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
（十五）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五月流血周最后的巷战。当时的报纸报道1871年5月25日当国民自卫军的战士放弃水堡街的街垒时突然有一群妇女冲出来接替他们，她们稳稳地端着枪，口里高喊着：“公社万岁！”队伍中有许多年轻的女孩，最后她们被凡尔赛的军队包围，全部壮烈牺牲。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中同时开始枪杀人质。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人的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到了当年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特别是最贫困的东部地区在当年战斗到5月28日晚间全部结束。5月28日公社失败，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最后一处起义据点，今天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一个多月，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后公社方面死亡者有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有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有7000人。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
（十六）另外还有4万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12500人被审判，有1万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1万到5万都有。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2万人被处决。据阿尔弗雷德·柯班说3万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5万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中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1872年制定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大赦。巴黎公社失败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3月18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军队。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
（十七）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70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它的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给资本主义以第一次沉重打击，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十八）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和大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正与封建势力做最后阶段的斗争，处于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导致这次无产阶级起义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望。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以致在公社成立后不可避免地在重大政策和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结果导致公社的后失败。公社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工农联盟，没有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但是作为一次壮举的它带给我们以教育和反思，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因为它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所以它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这些原则的一再表现和新的胜利。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公社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马克思曾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爱德蒙·德·龚古尔之手，他在流血周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五月流血周
（一）1871年初春在被普鲁士军队团团包围的法国首都巴黎，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关头。法兰西第二帝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愚蠢地发动同普鲁士的战争，结果被打得大败，他本人也当了普军的俘虏。帝国的统治垮台后政权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临时政府公开向普鲁士投降，法国的正规军被解除了武装，不久国民议会又把梯也尔抬出来做内阁总理。这个几次屠杀起义群众的反革命老手一上台，就刚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把法国的大片领土割让给的普鲁士，还要赔款50亿法郎。在祖国面临着空前危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和劳动群众挺身而出，自动组织自己的政治组织，成立国民自卫军。自卫军人数最多时有194个营（30万人），武器不够他们就募捐购买，自己铸造400门大炮。由于国民自卫军坚守着巴黎使普军无法进城，梯也尔为了讨好普军竟下令国民自卫军交出武器，禁止从事抵抗活动。工人们根本不理睬这个命令，于是梯也尔集中3万军队准备使用武力来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1871年3月17日深夜梯也尔召集政府部长和将军们举行秘密军事会议，巴黎市长兼政府军司令维努阿得意地宣布军事行动计划，先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弹药，然后挨家挨户搜查，逮捕国民自卫军的领袖。会议结束后他马上下令军队连夜占领所有的亭炮场、工人居住区以及战略据点和交通要道。
（二）1871年3月18日凌晨3时一支政府军队在列康特将军带领下悄悄摸上巴黎北部国民自卫军停放大炮的蒙马特尔尔高地，这里停放着170余门大炮，几名守卫大炮的自卫军战士来不及鸣枪报警就被宪兵用刺刀杀死。当列康特命令士兵们拖走大炮时被附近的居民发觉，他们立即叫喊起来，有人还坐在马路上阻止把大炮拖走。几个年青人干脆夺下一门大炮，接连发射三颗炮弹向全城报警，蒙马特尔的警报使整个巴黎惊醒过来。当天下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决定领导人民发动起义，立即占领陆军部、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关，同时发表起义宣言：“巴黎的无产阶级已经亲眼看到政府的叛卖行为，由我们来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当晚瓦尔兰、别尔热尔和阿尔诺德领导的三支队伍在和平街会师，接着各路自卫军攻入旺多姆广场向市政厅发起最后的冲击。国民自卫军潮水般地冲进市政厅，两名战士矫健地爬上屋顶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市政厅大厦的楼顶，广场上的人们顷刻欢呼起来。1871年3月18日起义胜利这是巴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武装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伟大壮举，马克思热情地称颂道：“英勇的3月18日运动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3月28日20万人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前宽敞的广场上欢呼巴黎公社正式成立，这是有史以来无产阶级第一次建立的自己的政权。
（三）巴黎公社的成立使资产阶级卖国政府惊慌失措，他们纷纷逃离巴黎奔向不远的凡尔赛。但是聚集在凡尔赛反动政府手下的兵力只有2、3万人，远远不能与起义军相对抗，梯也尔匆匆忙忙召集他的各级部长大臣商量对策。法夫尔心领神会后立刻去找俾斯麦，这样卖国政府又一次去与入侵者勾结，他们共同镇压人民的革命力量。德国允诺放回色当之战中的10余万法国俘虏，并同意梯也尔的军队从普军阵地中穿过，从巴黎北面进攻工人武装队伍。经过与敌人暗中勾结后凡尔赛的军队已大大加强战斗力，梯也尔迅速调集兵力从巴黎各方进攻起义军。1871年5月20日中午1点政府军发起猛攻，开始起义军顽强抵抗，尽管伤亡不少但义军将士们越战越勇、毫不畏惧。随着战争的继续由于战略防御的失误和没有进行统一、有效的指挥，巴黎防御很快转向劣势。起义军对巴黎外围的防御力量非常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所有伤亡都难以得到有效的兵源补充。在西南方向敌人有13万人，还有700门大炮。实际上等于说敌人进攻时每一公里就有60门大炮和25门野战炮，而起义军的防御兵力只有1.8万人，就是说每个起义军战士要对付七八个敌人。西南门户圣克鲁门一带重要防线上几乎没有防守部队，所以兵力不足使抵抗显得困难重重，即使是这样但由于起义军战士的顽强抵抗，敌人因不知虚实而不敢冒然入城。
（三）直到5月21日中午时分一个奸细冲出城去才让敌军从圣克鲁门攻进城内，敌人冲进城里后公社战士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大街小巷都是公社战士筑成的街垒，战士们守着这些街垒打死或打伤一批又一批敌人，牢牢地守卫着这些防线。他们相互之间不约而同地发着誓言：“人在街垒在，只要有一口气决不让敌人越过街垒！”就这样在隆隆的炮声中街垒在战士们的手中牢牢地控制着。看到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军队在艰难地攻占着巴黎的每一个个街区，普鲁士军队又一次帮助他们。本来普军占领着巴黎西北面的防线，这时他们在圣乌昂门一带松开封锁线，这样大批凡尔赛士兵疯狂地冲了进去。圣乌昂门离蒙马特尔高地仅1公里远，所以当凡尔赛兵从这里进攻时公社战士立刻遭到敌人西北和西南两方面的夹击。当时守卫蒙马特尔高地的公社战士只有四百人，而敌人的兵力却达2万多，力量的悬殊使公社战士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但公社战士仍在勇猛地抵抗着。敌军发出猛烈的炮火让蒙马特尔高地几乎被炸个底朝天，看到敌人来势凶猛时公社战士开始突围，但只有少数人突围成功，大多数战士都献出宝贵的生命。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攻击后敌人以惨重的代价终于占领这块高地，形势对起义军越发不利。占领蒙马特尔高地后敌军迅速向南推进，直扑巴黎公社重要办公地点市政厅，公社委员会各自在不同的区域指挥作战。一个公社委员被敌人抓到，连同其他十几名妇女和五六名儿童被敌人枪杀，枪杀时这个公社委员带领其他十几个人一齐高呼：“公社万岁！”有一个公社委员带领战士守护着通向市政厅的重要交通要道协和广场，敌人进攻到这里后发起冲锋，他们以500人的兵力猛烈攻击，而公社战士只有五六十人，双方展开激战。因为这个地方是通向市政厅的，所以公社战士决心誓死保卫它，敌人发动10余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后来敌人改变战术，他们先用大炮轰击战士们赖以躲避炮火的房屋，霎时房屋烈焰腾空而起，战士们在冲出屋子的一刹那，又遭到敌人密集的枪弹袭击，结果不少战士被打死。然后敌人又用80余门大炮猛轰阵地，隆隆的炮声震动整个大地，更震动着每个战士的心。他们看着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阵地马上就要被敌人攻破导致内心极度悲伤，这样双方对峙两天两夜后战士们奉命撤退。留在市政厅里指挥作战的公社委员们看到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便决定放弃市政厅，分散到各个街区去指挥战斗来打击敌人。不久市政厅屋子顶端的红旗缓缓地降了下来，一位战士对全体委员保证他一定要用生命保护这面鲜艳的红旗，强大的敌人在不断杀戮着公社战士，包围圈越来越小。
（四）1871年5月26日公社战士仅仅据守着六分之一的街区，公社指挥部最后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200名战士守卫着这最后一道防线。1871年5月27日下午4时5000名敌人向墓地扑来，疯狂的敌人向战士猛烈射击，一批又一批战士倒下。傍晚时分公墓大门被打开，敌人冲了进来，战士们用手中仅剩的子弹顽强地打击着敌人。战士们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人冲上来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俘虏，不久敌人又从远处押来一批又一批公社战士，准备在这里把他们全部屠杀。随着“公社万岁”的呼喊敌人的枪响了，战士们一排又一排地倒下去鲜血染红整个墓地，染红社员们身后的墓地围墙。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公社社员就在这里建造一座纪念碑，这就是举世闻名“公社社员墙”。从1871年5月21日至5月28日巴黎公社的社员战士们为了捍卫公社的胜利果实与敌人进行一周的激战，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巴黎起义失败了，但这是世界无产阶级试图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此后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的感召下举行一次次的起义，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黎公社社员们英勇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更是鼓舞一代又一代人。
